中国入世20年｜中国履行入世承诺获得“A＋”评价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就在第二年1月，中国首任常驻世贸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孙振宇前往日内瓦上任，一直到2010年12月卸任。

谈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年所取得的成就，孙振宇表示，入世后，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200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排第五位，后来相继超过了英国、德国、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01年，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仅为4%，而到了2020年，就到了17%。这其中，中国外贸的表现十分亮眼，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入世前，我国进出口总额从1000亿美元到5000亿美元，用了13年；而入世后从5000亿美元到1万亿美元，用了3年，从1万亿美元到2万亿美元，仅仅用了4年。2020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4.65万亿美元。

在企业表现方面，孙振宇认为，国内企业经受住了来自国际竞争的考验，释放出巨大竞争潜力，“2020年底，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33家，而在20年前仅有15家，华为、中兴、海尔、海信、三一重工、潍柴动力、比亚迪、福耀玻璃等一大批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

“这与20年前那些不看好中国入世前景的专家学者的判断和担心形成巨大反差。中国入世是当年国际舞台的一件大事，在普遍受到国际社会欢迎的同时，也有不少杂音。”孙振宇举例说，“美国的一位美籍华人律师章家敦就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即将崩溃》，他认为入世意味着中国传统的经济体系将面临崩溃，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耗尽，中国经济将被全球的跨国公司彻底冲垮。后来，此人成为国际学界的一个笑柄。当时国内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将面临巨大的冲击，甚至有人提出应在中国入世10周年之际退出世贸组织。”

而事实证明，中国入世以后，不仅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治理体系变革中迅速成长，与其他国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

这与中国很好履行入世承诺密不可分。截至2010年，中国入世的所有承诺全部履行完毕，平均关税从2001年的15.3%按承诺降到了9.8%，到2020年，平均关税水平又自主降到7.4%。中国还如期按入世承诺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起了符合WTO规则要求的经济贸易体制。

孙振宇表示，我国政府对入世后的履行承诺工作非常重视，曾组织过长达一周的省部级领导培训班。时任总理朱镕基与世贸专家一道亲自授课，要求各中央政府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认真按我国的入世承诺履行通报义务，修改法律法规，并按承诺的时间表降低相关产品的进口关税、放宽相关服务贸易领域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WTO总理事会主席马奇和后来任WTO总干事的拉米都对中国履行入世承诺方面的表现给了‘A+’的评价，各成员对中国履行承诺工作普遍给予好评。”孙振宇说，后来，中国在WTO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多。

中国入世之日，也恰是多哈回合谈判启动之时。因此在整个任职经历中，孙振宇对多哈回合谈判印象颇深。虽然多哈回合谈判最终由于美国与印度代表团在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问题上严重对立而流产，但以时任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本着“促和、促谈和促成”精神，在多哈回合谈判紧要关头，以积极、务实和建设性态度，为日内瓦部长级谈判作出了巨大努力和慷慨的投入。

孙振宇回忆说，按照时任副总理吴仪和商务部领导的部署，在整个多哈回合谈判期间，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齐心合力除了在农业谈判领域力争捍卫发展权利，还在众多议题上取得收获：

监督发达国家履行承诺。美国、欧盟在乌拉圭回合协议中承诺2005年以前经过10年过渡期全部取消纺织品进口配额。但在2005年美欧试图通过挑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难，企图保留对纺织品进口的限制措施。主要纺织品出口国通过与美国、欧盟艰苦的谈判，最终挫败了他们的企图。

2003年达成TRIPS与公共健康协议。当时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针对艾滋病等重大流行病提出专利权豁免的议案，美国、瑞士等国的大医药集团拼命抵制，但两国政府在发展中国家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做出让步。孙振宇认为，这项协议的最终达成对当前新冠疫苗的专利权豁免有很大参考价值。

2008年，在中国香港贸易部长会上就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达成协议。中国代表团在关键时刻说服了一些持反对意见的发展中成员为协议的达成和部长会议的圆满成功做出了积极贡献。

后来在2013年巴厘岛贸易部长会和2015年内罗毕贸易部长会上，中国代表团为完成贸易便利化协议和信息技术产品协议（ITA）扩围谈判也作出了积极贡献。根据WTO测算，这项协议可以降低14.5%的贸易成本，全球每年新增1200万就业机会，增加1万亿美元的贸易额。ITA扩围谈判协议涉及全球1.3万亿美元的信息技术产品的贸易。

当前，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潮流给多边贸易体制造成巨大伤害，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下滑，改革WTO以适应新局势已经刻不容缓。

“在WTO改革方面，我个人认为首先要解决发展赤字问题。在多边贸易谈判历史上，由于参与谈判各方力量对比悬殊，从谈判覆盖范围到各项协定具体条款的制定，均主要反映了长期主宰这个体制的发达国家的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关切被边缘化。”孙振宇表示，作为“发展回合”的多哈回合谈判无果而终遗留下来的发展议题迟早应当有所交代。

在WTO功能恢复方面，孙振宇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努力打破上诉机构僵局，恢复上诉机构应当作为成员的优先工作事项，使WTO王冠上的明珠重现光彩。另外，恢复谈判功能也不可偏废，例如当下的渔业补贴谈判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唯一多边谈判，其谈判成功与否将成为谈判功能是否恢复的试金石。此外，WTO应考虑在电子商务、投资便利化等新议题上发挥作用，体现与时俱进以适应21世纪经济贸易发展需求。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疫情应对方面，WTO可以借鉴2003年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谈判的成功经验，在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议题上争取在MC12（WTO第12届部长级会议）上达成具体成果。”孙振宇表示，中国在WTO的话语权逐渐提升，尤其是从2004年起，WTO的重大谈判都不能没有中国，在WTO改革方面，中国也发挥着重要作用。